刚回到酒店房间，我合伙人就跟我确认明天晚宴的名单。然后躺在床上刚回了几个信息突然发现今天的钟还没上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起来打开电脑。

每次活动之前的一天或者一晚我，我跟团队明确说过，不能有任何应酬喝放松，全力以赴的要面对明天的活动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但是今天晚上我出去参加了一个饭局，一个是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成都，很多朋友知道，前些天没有来得及见的就安排今天了，一个是今天约我吃饭的大哥，是我早年刚开始创业的就支持我的大哥，虽然现在没有什么商业上的交集，但是在我心中依然“爱”的，没有利益关系更没有拒绝的选项。

其实这些年我腰疼的不行，今天下午去一个同学那里刚到他办公室，我就跟他说了我腰疼的事情，他跟我说他以前腰间盘突出很严重，都是这个地方治好的。我就没跟他废话，赶紧带我去。真心话，虽然环境不咋地，主打是疗效，我做完到现在真的很好，可能碰见民间大神了。有个内容我一直很喜欢，今天有机会分享给大家，也算是上了个钟。今天就不多聊了，喝的有点多，现在越来越上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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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人口跟创新力息息相关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年出生1000万或者800万的样子，我简单粗暴点说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24年4月25日公布的数据，2023年美国总出生人数为359万人，相比2022年的366万人下降了2%，创了美国45年出生人口数量新低。

如果再算上美国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，再加上美国的经济教育环境等优势，他们还是很难封锁掉我们，我们的出生人口还是远远大于美国，人才的储备已经可能性还是很有竞争力。但是如果我们出生率还是在不断的下行，那这方面美国跟我们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，中美之间的竞争就会越来越难度就会越来越大。我这样一说你就能理解韩国了吧？他们出生率和人口都是小的，短时间高速发展没问题，但是长期看韧性不足，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。你可能会说那印度是不是很有竞争力？虽然我们总是调侃“印度阿三”，从人口的角度看，印度在未来是有强大的竞争力的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

创新主义重视创新的力量，其中不仅包括科技和人文的知识，还认为生育带来的基因传承也是创新和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是传统哲学流派中罕见的视角。

在新著《创新主义》中，梁建章提出，创新和传承就是生命的意义，生孩子也是一种创新。

“有可能你的孩子现在看起来很平庸，但是只要他还有后代，后代还有后代，那么你的后代的数量就会指数级增长，说不定未来在你的后代里会诞生伟大的科学家。”

以下内容摘编自梁建章新书《创新主义》。

基因的传承也伴随着创新

传承是和创新相对的一个概念。传承是指后人继承传播了这一创新的想法，并且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做出进一步创新。创新需要传承，因为传承是创新的结果和测量，传承能反映这一创新的想法对于后人的影响，一个没有传承的创新，就像仅停留在脑子中的想法或者没有任何人读过的论文，可能都算不上创新。因此，有影响力的创新就必须得到传承。创新的强度或者大小，可以用它的影响力来衡量。创新的影响力不仅包含直接用户，也包括受创新启发而引发的其他创新。成功的创新成果可以成为其他创新的“踏脚石”，失败的创新尝试也可以被后来的创新者借鉴。

传承不应当被理解为完全复制，本书描述的传承，强调在复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再创新。其实只要不去刻意压制创新，任何过去的创新都可以被利用成为进一步创新的“踏脚石”。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，创新活动就像一个传承接力赛，每个创新都是基于前一轮创新的传承。

传承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养育后代。如果把生育看作基因的传承，那么自从有了两性繁殖，每次基因的传承也伴随着创新，因为每个孩子的基因都是父母基因独一无二的组合。基因和模因（meme）的创新和传承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，这个观点由理查德·道金斯在《自私的基因》一书中首先提出，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可。如果把人比喻为计算机，其硬件就是基因，软件就是模因（想法），人类文明既需要基因的创新，也需要想法的创新。本书中所提到的生命的意义，指的是广义创新和传承，既涵盖了想法的创新和传承，也包括基因的传承。

有人会说，把基因和想法相提并论有些牵强。的确，两者的表象完全不同，但是背后的逻辑却十分相似。首先，生育和养育孩子与科技创新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，有关科研创新的不确定性会在下一章详细论述。其次，生育（包括养育）孩子和科研创新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再者，两者的回报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出来，而且可能要到后世才能体现出来，都是为人类文明的长期繁荣做出贡献。由此可见，两者都是为了给后世留下些什么，所带来的意义感和成就感是相同的。

有人会质疑把人口比作硬件的说法：如果科技创新足够先进，那么就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口了，所以生育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要回应这个质疑，就要回答人工智能能否完全替代人类工作，包括能否完成创新的工作。我试图在本书中回答这个问题，结论是创新活动还是要靠人类完成，所以人口是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。想法的创新离不开人口的繁衍，就像软件离不开硬件一样。本书下文会详细论述人口和创新的关系。为了区分，本书一般把养育孩子称作“传承”，把想法的创新——狭义的创新——称作“创新”

本书的核心观点是，创新和传承就是生命的意义。

人类文明的意义，就是通过创新和传承来实现长期繁荣。什么是长期繁荣？最直白的说法就是，要数量多、空间广而且一直延续下去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那就是延续的过程要有趣。细菌虽然也无处不在，而且存活了几亿年，但是无趣。追求人类社会的长期繁荣，就要实现世世代代不断有丰富多彩的新生活。总之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，持续为人类的知识大厦或者基因大厦添砖加瓦。

有些人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参与知识的创新和传承，有些人则帮助他人实现了创新和传承，比如医生和保姆。创新和传承也涵盖养育后代，很多人把生育和养育孩子当作最大的成就。人生匆匆几十年，如果能够为社会留下点什么，为人类社会的长期繁荣做点贡献，那就不枉此生。

如果不生孩子，就没有人类基因的创新

创新和传承必须放在一起讲，因为两者其实是一体的。如果创新是想法的生产者，那么传承就是创新的使用者。没有传承的创新，比如一个没有说出来和记下来的想法可能毫无意义，因为对后世或者后代没有影响。因此，传承其实是创新的试金石或者说价值体现。相比之下，看起来耀眼的金钱，却未必能很好地反映创新的价值。比如，有些科技发现似乎没有商业价值，但有可能在未来被后代长期使用，这样的例子在科学界比比皆是。就好比论文的质量可以按照其被引用的次数来测量一样，创新的价值同样可以用未来会激发多少后续创新的标准来衡量。

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基因的传承，就是你的孩子后续有多少后代。有可能你的孩子现在看起来很平庸，但是只要他还有后代，后代还有后代，那么你的后代的数量就会指数级增长，说不定未来在你的后代里会诞生伟大的科学家。因此，你的基因创新应该以未来会有多少后代来衡量。当然无论是想法的传承还是基因的传承，都是未来的事情，当前无法对其进行准确预测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把未来传承最大化——“青史留名”作为一个目标。创新不能没有传承，传承也离不开创新。如果每代人完全复制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，没有任何创新，那么人类社会虽然得以延续，但却多么无趣！而且科技的进步有可能不进则退，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文明的停滞和倒退。因此，在实现传承的同时，也要继续创新，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其中包括基因的创新，如果基因没有创新，比如说人类实现永生却不再生育，会产生什么问题呢？如果不生孩子，就没有人类基因的创新。如果因为缺乏年轻人而导致社会固化，整个社会的科技就会停滞。

此外，基因的传承也是对创新意义的必要补充。因为并非所有创新都有利于人类的传承。有些创新可能造成人类延续的风险，比如某项技术能带来短期收益却会污染环境，或者某项生物技术可能带来伦理上的风险等。要想平衡创新可能带来的收益和风险，就必须考虑对于传承的影响，也就是说，要以人类长期繁荣为目标，既要创新，也要控制风险。

最后，中国要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跃升成为发达国家，就必须成为创新型国家。但是中国的生育率近几年几乎跌至世界最低。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减少和人口老化，会严重削弱国家的创新能力。这些内容将在第三章和第六章中详细论述。因此保持人口传承，即人口数量的稳定，是保持创新力的基础。

国家创新力模型

新的产品和技术不可能被凭空创造出来，而是现有产品和技术的一种新的组合和连接。现有产品技术的知识，有些存在于公共领域，例如基础理论知识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。有些则需要和不同领域的知识携带者进行沟通交流。所谓的知识携带者可能是相关领域的科学家，可能是一个关键零部件的厂家，也可能就是一个深度用户。与这些知识携带者进行交流，是产生创新想法的源泉，也是创新想法被验证或者商业化的必经之路。

由此可见，创新力源于很多聪明人的思想交流。因此，一个国家的创新力不仅取决于人口数量，还取决于其人口能力，以及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。人口能力是指人口中平均的个人能力，其中包括天分、教育、经验、精力、沟通能力和冒险能力等。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是指本国和国外交流的畅通性，涵盖信息、商品、资金等多种交流形式。一个比喻是，人类社会就像大脑，人就像神经元，神经元越多（好似人越多），神经元越活跃（好似个人能力越强）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（好似内部和外部交流畅通），大脑就会越发达。

如果用一个公式表达就是：

创新力=人口数量×人口能力×（内部交流量+外部交流量）

以上公式是《创新主义》一书的核心理论框架之一。我将多次运用以上框架来解释人口、教育、内部和外部的开放程度，以及其他公共政策对于创新力的影响。从创新力模型的公式可以推导出四个人口效应：

1.人口数量→规模效应。

2.人口能力→老龄化效应。

3.内部交流量→聚集效应。

4.外部交流量→流动效应。

首先，人口数量越多，创新力就越强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规模效应。人口多，一方面意味着市场大，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人才更多。而且由于大国的初创企业能够更早实现量产，就更有机会在开拓本国市场取得成功后，迅速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。这种先发优势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尤为明显，因为实际上会有大量用户参与创新——因为他们的使用而让算法被不断优化。也就是说，用户越多，产品就越好用；或者说用户越多，产生的内容就越多。因此，当一个社交平台、搜索引擎或者人工智能算法在大国形成规模效应以后，可以把小国的初创企业远远抛在后面。这就能解释，为什么如今世界上最有钱的网络平台公司，几乎都出自美国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。相比之下，作为以前的制造业强国，日本和德国却鲜有这种级别的互联网巨头或者人工智能公司。

其次，公式中的人口能力涵盖教育、经验、年龄等维度。其中，创新能力和人口年龄有很大关系，一个老龄化社会的创新活力会大幅度下降，这是因为当庞大的中老年人占据了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时，年轻人得不到足够的历练，也缺乏人脉和话语权，最终就会缺乏晋升机会，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。这很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，老龄化效应的结果，就是整个社会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大打折扣。

再次，还要看内部交流性和外部交流性。外部交流量是指国际交流的强度，内部交流量是指国内交流的强度。内部交流量的提升可以通过培育人口聚集的大城市，实现所谓的“聚集效应”外部交流量的提升则需要保持国际交流的开放，尤其重要的是保持人员交流的畅通，即所谓的流动效应。

人口优势的衰竭

有人会问，如果人口是创新力模型中的要素，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，当初并没有成为类似西欧诸国或者美国那样的先进国家呢？这是因为，根据创新力模型，创新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口，还需要对内和对外交流的畅通。创新是互相碰撞和学习的过程，即使一个国家的人口再多，也需要与更大的外部世界进行贸易交流，才能站在创新的前沿。在600多年前的明朝，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。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，他们使用的航海技术比同时期的欧洲地区先进得多。但在此次航海活动之后不久，由于很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，中国的统治者停止了所有的海洋探险活动，并且关闭沿海贸易，严重阻碍了对外的科技交流。

从地理上看，美洲离西欧更近，因此西欧国家能够早于中国发现新大陆，并将其经济贸易扩展到非洲、中东和印度，获取了比中国更为广大的市场。这就是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的主要原因。同时期，近代中国虽然刚刚被迫开放，却遭受了一系列的战争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实行了不利于创新的计划经济模式。因此，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，中国的创新能力仍然是落后的。

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，依靠研究和开发推动进一步创新，同时政局稳定并且保持对外开放交流，那么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会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优势，美国20世纪的经济史就展示了这种优势。

早在1850年，英国和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，而美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。不过，从那时起，美国开始学习和吸收西欧的技术，同时吸引了大批移民。不久之后，它的人口就超过了西欧各国，从一个欧洲技术的模仿者，迅速演变为一个技术创新的开拓者。众多发明家和企业家，例如托马斯·爱迪生和亨利·福特，引领了世界先进技术和商业组织的潮流。到20世纪初期，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赶上了西欧国家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。在1900年之后，美国持续吸引大量移民，其经济规模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。总而言之，利用人口规模方面的巨大优势，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创新者和超级经济大国。

在工业和信息时代，人口众多是创业与创新的重要优势。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中的经验是另一个例子。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，中国一旦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，其巨大的市场就迅速吸引到大批外国投资。同时，大量高学历的劳动力能够迅速吸收先进技术，提高生产率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中国的企业家创立了众多成功的本土企业，不仅在国内市场，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与国际巨头展开竞争。例如，华为已经成为优秀的跨国公司。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众多的人口数量，中国不仅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，而且在创新领域也将大有作为。

令人惋惜的是，中国的人口优势正在迅速衰竭，生育率已经不到更替生育率的一半，也未能吸引大批高素质移民，因此中国的人口优势正在以每代人减半的速度衰竭，这将影响未来中国的创新能力。另外，大多数富裕国家也对低生育率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困扰，尤其是东亚国家，如韩国和日本。全球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，可能是未来创新力下降的最大隐患。

文章来源：母婴行业观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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